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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育种+养殖改革 激活淡水渔业发展新动能
我国是世界上淡水水域最大的国家之一,总面积达1759.4万公顷,内陆淡水水域以长江、黄河、黑龙江和珠江四大河流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分布有2800多个大小湖泊、5000多条大小河流以及众多的水库、池塘。
日前海南省发布的《加快渔业转型升级 促进海南渔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及“三年行动方案”中,对渔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诸多举措。其中,除了对海洋渔业提出“往深海走”之外,也对发展传统淡水养殖,提出“扶持引导中部市县开展淡水特色水产种苗繁育和养殖”“支持陆域集中连片养殖绿色发展”等一系列规划和举措。海南实施的众多手段对我国如何激活本土淡水渔业、保证优质动物蛋白供给提供了答案。
渔业育种科学研究持续进步
20年来,中国水产养殖的产量一直占世界水产养殖产量的2/3左右,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了1/3以上的动物蛋白来源。随着遗传育种科学研究的进步,我国水产养殖业逐渐摆脱了对野生种的依赖。鱼类新品种的培育,也极大促进了相关养殖业的快速发展,鲫鱼和鲤鱼产量已从1983年的4.8万吨和8.6万吨增至2020年的274.9万吨和289.6万吨。鲤鱼、鲫鱼、罗非鱼、中国对虾、扇贝等已形成系列新品种,实现了品种更新换代。2022年,我国大约有550个水产养殖种类,其中具有一定养殖规模的土著种约280个,引进种约80个,人工培育品种约200个。
分阶段来看,我国的水产种业经历了以捕捞天然苗种为主、以简单的人工繁殖苗种为主和遗传改良种应用逐步扩大的3个主要阶段。1958年“四大家鱼”人工繁殖以及成功进行海带自然光育苗,标志着我国水产种业进入第二阶段;以1991年原农业部启动水产原良种体系建设为标志,水产种业进入第三阶段。进入21世纪,为了把控新品种培育的源头,针对特定的养殖种类,遴选认定了一批水产遗传育种中心。通过这些举措,基本形成了中国现代水产良种与种业体系。
以长江淡水渔业为例,在长江禁捕后,湖北省农业发展中心组织中国水产科学院长江水产研究所、华中农业大学水产学院、湖北省水科所、武汉市农科院等多家科研机构组建联合攻关团队,首批研究“刀鱼”(学名长江刀鲚)“土憨巴”(学名中华沙塘鳢)“石扁头”(学名大鳍鳠)“金鳅”(学名铜鱼)、“草鳊”(学名长春鳊)“江团”(学名长吻鮠)等6种长江野生鱼类的人工繁育驯化推广技术,助推长江大保护工作持续开展,为渔民增收提效提供新的产业门路。
2021年,长江“刀鱼”首次在湖北人工养殖成功。2022年新建繁育驯化基地8个,基地总数达到37个,储存培育亲本11.5万尾,繁育苗种3500万尾,推广养殖面积1万多亩,生产商品鱼195吨。
同样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国内巴沙鱼的养殖,2017—2018年,由于国产巴沙鱼尚未形成规模化养殖,整体产量较少,而市场对巴沙鱼有较大消费需求,中国企业只能从越南大量订购巴沙鱼。为了打破国内巴沙鱼市场对进口成鱼的依赖,一些渔业企业开始尝试巴沙鱼的本土化育苗育种。从2018年开始,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建设了上百亩的育苗基地,培育更适合本土生长的巴沙鱼苗。
为了能让这些巴沙鱼更适应海南岛北部以及两广甚至更北部地区偏冷的生长环境,温棚育苗应运而生,不仅保障了下塘后的幼鱼成活率,也填补了国内冬季鱼苗的短缺。通过多年的探索,海南企业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繁育方法,不仅让鱼苗更适合本土环境,存活率也从最初的80%左右提高到90%以上。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桂建芳表示,水产养殖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优良品种的支撑。由于国外较少养殖淡水鱼类,我国大宗淡水鱼类等水产养殖良种大部分源于自主研发,种苗基本实现了完全自给。但我国水产养殖育种还面临着两个挑战,一是提高良种率。2022年,我国水产养殖遗传改良率为52.8%,大量水产养殖品种尚有待进行系统遗传改良。良种对我国水产增产的贡献率为25%—30%,低于水产养殖发达的国家。
二是降低病害发生率。我国水产养殖每年因病害损失达450亿元,药物使用不当带来了产品质量安全和水域生态环境污染隐患。
淡水渔业养殖改革蒸蒸日上
淡水渔业的发展不仅仅体现在育种上,还体现在养殖模式与养殖技术上。养殖模式和技术的一次次创新,掀起淡水渔业养殖的一次又一次浪潮。
2019年初,农业农村部等10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科技加速了我国渔业转型升级,各地围绕生态健康环保发展水产养殖业,涌现出改造传统池塘养殖,优化陆基工厂化养殖,稳步推进稻渔综合种养、大水面生态渔业,拓展深远海设施养殖、盐碱水养殖、循环水养殖等诸多养殖新模式、新业态,渔业生产发展与生态保护更加和谐统一。
浙江省青田县地处浙西南山区,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不具有发展农业的先天优势。1200多年前,当地居民因地制宜,开垦梯田种植水稻,并放养鱼类自然生长,经过长期探索实践,形成了稻花肥鱼、鱼粪肥田的稻鱼共生系统。近年来,青田按照“一产为基,二三产联动”的思路,协调推进稻鱼共生保护和发展,取得显著成效。2020年,青田县稻鱼共生面积5.54万亩,平均亩产水稻450千克、田鱼35千克,亩均净利润3000元以上,年综合产值5亿多元。
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启发表示,稻田种养不仅提高了农业的经济效益,也为农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和潜力。例如,在“稻—虾”系统中:广阔的稻田为虾提供了活动空间,使虾生长健壮;稻谷收获后冬季田间淹水,稻秆可以为虾苗提供栖息场所,对虾苗孵化具有保温作用;稻秆腐烂促进水体浮游生物生长,既为虾提供食物,同时也有效地解决了秸秆还田矛盾;既有利于对稻秆的消化利用,还杀灭残存害虫,减少次年虫源,降低虫害;虾的排泄物为稻谷提供有机肥料;虾的存在制约了农药化肥的施用。“虾—稻”互利共生体系能有效地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平衡,具有引领农业生产模式变革的巨大潜力。
地处黄土高原与腾格里沙漠过渡地带的甘肃省白银市景泰县,由于长期大水漫灌地下水位不断回升导致土壤盐渍化严重。2021年,全县103.74万亩耕地中有盐碱耕地16.3万亩,其中重度盐碱地、弃耕地约6.3万亩。
“近年来,我们利用盐碱回归水和弃耕盐碱地,大力发展水产养殖,通过开挖鱼塘抬高耕地、灌水洗盐的方式降水位、降盐分,恢复耕地、再造新田。”景泰县渔业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付廷斌介绍,在实践中探索总结出了“挖塘降水、抬田造地、渔农并重、修复生态”的工作思路。2021年,景泰县已开发盐碱渔业19处、发展企业38家,全县水产养殖面积已达1万亩,抬田恢复耕地0.12万亩,改良治理盐碱地2万余亩。
同样能治理盐碱地的还有山东省东营市尝试的另一种养殖模式——“上农下渔”,该模式是把一块土地分成两大类。一部分用挖掘机将土挖出,形成一个大约两米深的河塘,挖出来的土用以抬高另一部分的地基。这样抬高的地基(叫做台田)由于较一般地面要高出一些,含盐量高的地下水无法上泛,并且用来给台田浇灌的水可以将土壤中的盐碱逐步地排出到台下,就可以发展种植业。台下毗邻的鱼池即可以吸收“上农”土壤里排出的水,鱼池也可经过自身过滤之后用池中水来养殖水产。
10年来,全国渔业科技加快关键技术突破、技术系统集成和科技成果转化,大宗淡水鱼、特色淡水鱼、海水鱼、虾、蟹、贝类等6个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不断健全,循环水、稻渔综合种养、多营养层级立体养殖等生态养殖模式不断推广,物联网养殖设备不断涌现,重点品种药物残留检测监测、水产苗种产地检疫水平不断提升,水产品质量安全追溯试点稳步推进。
华中农业大学工学院教授谭鹤群表示,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加快技术创新和工程集成,依靠政策赋能、技术赋能、资本赋能,增强淡水渔业发展新动能。全面提升渔业产业化、组织化和可持续发展水平。
(王佳仪 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