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交通大学全球健康研究院院长  王友发

　　肥胖的流行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受社会经济环境因素的影响，肥胖已经成为全球性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中国居民的生活方式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发生了巨大变化，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人们的膳食结构变化显著，工作及娱乐活动中能量消耗减少，体力活动减少，久坐增加，看视频时间增加等。2020年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在中国首次消灭了绝对贫困。中国居民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国居民的整体健康素养还不高，预计全人群平均健康素养到2030年才能达到30%。

肥胖防控政策陆续出台

　　过去40年间，国家层面陆续出台了一些肥胖防控相关的政策和行动方案，包括促进营养和体力活动的政策和行动。这些政策和行动产生了一些好的结果，但是未能有效遏制超重肥胖率持续上升。一方面是需要加强政策研究，完善肥胖防控政策体系，制定出更多更有针对性和包括法律法规在内的强有力的政策。另一方面，肥胖防控中，需要明确政府、部门、单位、个人的责任，政策出台后，需要有相应的政府机构和部门加大力度，推动居民的健康生活方式，促进肥胖及其他慢性病的防控。中央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推动支持尤为重要。

　　近年来，中国加大了肥胖防控力度，出台了一些新的相关政策。研究发现，自1949年以来，我国实施了70项与肥胖相关的国家政策和行动，它们可以被分为三类：一是以营养及学校为基础的行动，例如“中国学生营养日”、学校营养支持计划、“国家营养校园计划”、“生命早期1000天”营养和健康行动、学生营养改善行动和健康儿童行动计划（2018—2020年）；二是促进运动的行动，例如“快乐10分钟”“亿万学生阳光体育活动”“万步有约活动”等；三是综合行动，例如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2017—2025），以及“三减三健”（即减盐、减糖、减油、健康体重、健康口腔、健康骨骼）行动。分析发现，现有政策及行动主要是针对营养和体力活动，而且儿童是重点关注人群。

　　中国近年来还出台了多项促进公共卫生的新政策，号召大力推动健康生活方式。尽管这些政策不是只针对肥胖防控，但其中有很多涉及肥胖防控的相关策略和行动目标。2016年，中国实施了“健康中国”战略，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号召大力推动健康生活方式，这为建立肥胖防控政策体系提供了历史机遇。2020年10月，中国宣布了《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实施方案》。该计划明确了国家儿童肥胖防控目标，即2020—2030年，0—18岁儿童超重率和肥胖率年均增幅在2002—2017年超重率和肥胖率年均增幅基础上降低70%，并强调健康饮食和体力活动的重要性，以及家长、学校、医疗机构和政府在防控肥胖流行方面的责任。

　　2019年《中国肥胖预防和控制蓝皮书》发布。西安交通大学全球健康研究院联合肥胖研究及管理领域的国内外约30位知名专家学者，从多角度、多层面、全方位地针对肥胖的流行、危害、诊断、治疗、预防等领域进行最新文献的总结、分析和讨论，并提出了针对特殊人群、具体场景下制定的肥胖防治策略和规范化的评价及管理措施。《中国肥胖预防和控制蓝皮书》旨在为肥胖的预防和治疗从技术层面提供全面的参考，推动今后肥胖与慢性病领域的科研工作，支持多学科、多部门、多单位的国内外合作。同时，也为政府制定健康体重管理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中国肥胖预防和控制蓝皮书》的制定与发表有助于推动中国今后肥胖与慢性病防控领域工作的全面开展，将肥胖的预防和控制贯穿整个生命周期，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完成，有效地改善居民生活质量，降低肥胖造成的各种经济和社会负担。

　　今年4月10日，中国营养学会肥胖防控分会成立，旨在打造一个国家级的平台，推动开展肥胖防控相关的学术交流、科普活动、服务社会等工作，同时积极为政府肥胖防控相关决策提供研究证据和政策建议。成立大会上，肥胖防控分会和西安交通大学全球健康研究院联合发布了《中国肥胖防控倡议书》，倡议动员全社会，推动多部门跨领域行动，改善致肥胖环境，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重视儿童肥胖防控，开展跨学科研究，加强肥胖防控人才培养，加强及规范化肥胖诊治，完善政策体系和评价机制，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及时有效地控制肥胖及相关慢性疾病的增加，共同建设“健康中国”，探索总结中国经验，助力建设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

借鉴国际经验完善国内防控体系

　　目前，国外一些关于肥胖防控的相关政策及做法，我国可以借鉴。

　　在美国，肥胖防控被视为关乎社会经济、国家安全、儿童生长和智力发育的首要卫生问题。奥巴马在总统任职的8年间出台了大量的相关政策和行动方案，并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地方政府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和行动方案。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国立卫生研究院、农业部、教育部和食品药品管理局等机构在建立和支持肥胖预防控制政策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的超重肥胖率增加速度有减缓，但是仍呈持续增长趋势，超过2/3的人超重或肥胖，肥胖率从2015—2016年的40%增加到2017—2018年的42%。

　　日本始终把饮食营养作为提高国民体质健康的物质基础和重要环节之一，有步骤地把“饮食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国民运动。在控制儿童超重和肥胖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社会规范，相关政策主要包括膳食与营养、体力活动、肥胖治疗、综合政策等。

　　新加坡的卫生部和健康促进委员会等机构颁布实施了一系列肥胖防控相关的政策和行动，主要包括膳食与营养相关的政策和综合政策。例如，新加坡2019年开始全面禁止含糖饮料广告，成为第一个禁止含糖饮料广告的国家。新加坡卫生部2018年宣布对含糖饮料及其包装进行市场干预，并提出征收糖税、禁售高糖饮料、广告限制和强制营养标签四大措施，寻求公众和业界意见。

　　英国政府于2016年8月专门发布了儿童肥胖防控策略报告。推动采取的策略包括减少糖摄入量，例如，对软饮料征收糖税，为行业重新制定高糖食品的指南以及降低卡路里的计划。英国一些地方政府也从立法和政策的角度出发，积极开展肥胖的预防控制工作，尤其是关于社会和市场营销环境及综合政策等。

　　国际经验可以为中国出台肥胖防控政策提供借鉴。但是，其他国家的一些策略在中国的适用性可能有限。通过对中国儿童超重肥胖防控相关政策与国际相关政策的比较，发现中国在膳食与营养、体力活动、综合政策、社会和市场营销环境、监测、母乳喂养、医疗与卫生服务这七个方面都陆续出台了若干政策。但是，遏制儿童超重肥胖的政策力度还有待提高，政策内容还有待完善，特别是针对母乳喂养、学生食育、食品环境、针对儿童的食品广告、肥胖的治疗等方面还相对薄弱。对于限制饱和脂肪酸、反式脂肪酸、游离糖或盐含量高的食品生产营销和广告尚缺乏有效措施。另外，相关的政府监测数据需要进一步整合和共享，为政策效果的评估和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在社会转型期，脱贫地区及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儿童健康管理需要强调对营养不足和超重肥胖双重营养不良的管理，并形成全生命周期的肥胖预防和控制策略。

探索有效肥胖防控工作迫在眉睫

　　当前，中国居民中的超重肥胖率已经很接近许多高收入国家，中国成年人中超重肥胖率超过50%，学龄儿童中约为20%。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超重和肥胖人数最多的国家。预计到2030年，中国成人、学龄儿童青少年和学龄前儿童的超重肥胖率可能分别达到65.3%、31.8%和15.6%；超重和肥胖的人数可能分别达到78995万、5892万和1819万。肥胖对中国卫生保健系统可能造成的负担和对中国居民健康的影响令人担忧。根据模型估算，到2030年，归因于超重肥胖的医疗费用将达4180亿元，约占全国医疗费用总额的22%。值得注意的是，模型估算的结果可能是保守的，因为使用的历史估计值和成本估计值较低端，并且没有考虑医疗保健服务费用的长期增长。

　　在当前严峻形势下，基于系统措施指导框架、人群证据、国际组织倡导的肥胖预防策略以及来自国内外营养与肥胖防控领域20余位专家学者的咨询意见，发表的《肥胖问题对中国公共卫生的影响和政策应对的启示》对中国未来肥胖防控的国家政策和工作提出以下建议：建立全面的肥胖防控法律法规体系；加强政府责任，强化跨机构合作，采取综合措施，开展肥胖防控；改善致肥环境；建立肥胖防控的财政政策；支持建立健康的家庭、学校、社区和工作场所；完善肥胖防控卫生服务体系；减少肥胖率分布的不均衡性。中国今后还应加强儿童肥胖防控工作，儿童时期是生长发育的重要阶段，对于儿童肥胖的预防要体现在各种行动上面。包括开展更多相关的研究，加强对相关的工作人员、儿童和家长的培训和教育，提供完善的学校膳食指南、监督和规范学校膳食等。同时也要健全国家儿童肥胖监测系统，把儿童肥胖纳入国家现有相关监测系统中，采用标准化的方法及时掌握儿童肥胖严重程度、发展趋势、变化特点和相关决定因素。

　　总之，无论是全球还是中国，均面临着肥胖的严峻挑战，而且尚未形成全面有效的防控策略和措施。中国在探索有效的肥胖防控工作中具有很多独特的社会优势和迫切的现实需求，包括中国自2016年以来大力推动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让政府高层到普通民众都深刻地认识到公共卫生和健康的重要性。今后各类政府机构、专业部门机构、学术团体、专家学者和社会团体都要为肥胖及生活方式相关的慢性疾病的防控工作提供持续动力，通过政府主导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遏制肥胖在中国的流行，同时为全球的肥胖和慢性疾病防控工作贡献中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