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响应国家“制止餐饮浪费”的号召，各地各部门近日纷纷出台政策举措，向餐饮浪费说“不”，引导消费者健康理性消费。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唐代诗人李绅描写了农民耕作的辛苦，告诫人们要珍惜粮食。“岁丰仍节俭，时泰更销兵。圣念长如此，何忧不太平。”白居易提醒人们即使在丰收之年，也要节俭。“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明末清初理学家朱用纯教育子孙们要勤俭持家。古往今来，尚俭戒奢、朴素节俭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这方面，古人其实做得很好。我们不妨来看看他们是如何践行“厉行节约，拒绝浪费”的吧。

　　限量取餐

　　宋代名画《春宴图卷》向人们展现了宋人聚餐的真实场景。不是大鱼大肉、没有穷奢的山珍和海味，有的只是朴素的餐具和简单的食物，文人雅士围桌而坐，相谈甚欢。关于这一现象，司马光以亲身经历来作证。

　　司马光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虽然为朝中重臣，却不忘初心。他赋闲在家时，曾经组织了一个由富弼、文彦博、王拱辰等13位朝中退休老臣参加的“洛阳耆英会”饭局。司马光亲自定下《会约》：为具务简素；朝夕食不过五味，菜果脯醢之类，共不过二十器；逐巡无下酒时，作菜羹不禁……就是说，聚餐时，主菜不得超过5种，至于蜜饯、干果、水果、还是小吃点心，总数不得超过20碟。如果菜没了酒还没喝完，那就只能喝汤，汤可以不限量。不光有约定，司马光还制定了几条惩罚措施，比如谁如果点菜点多了，就要罚上喝一大杯酒。因为在座者都是社会名流，自然不会为了贪嘴而受惩罚，丢了面子，所以都限量取餐。

　　这种聚会后来被司马光称之为“真率会”，真率就是率真，不客套，不虚荣，不打肿脸充胖子。在聚会者当中，官职最高的就是当过宰相的司马光与文彦博，但是他们却并没有享受所谓的“国宴待遇”，而是一顿平平无奇的家常便饭聚餐，可以说是对北宋官场的奢靡之风的一种自觉抵制。

　　北宋大文豪苏东坡曾经专门写过《节饮食说》一文。文中称他自今往后，“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馔，则三只，可损不可增。有召我者，预先以此告知，主人不从而过是，乃止。”意思就是规定每餐限量，只喝一杯酒，一碗肉，有客人来，也只是三道菜，只可减少，不可增加。有人请他吃饭的，也预先把这一标准通知主人，超标就不赴宴，完全体现了勤俭节约的美德。

　　拒绝铺张

　　说到拒绝铺张，先看一个反面教材：北宋的第八个皇帝宋徽宗继位后，开始几年还励精图治，但不久便露出骄奢淫逸的嘴脸。有一次，宋徽宗大宴群臣，拿出玉盏、玉卮等贵重酒器说，他欲用此吃酒，恐人说太奢华。蔡京立马回复道：“臣当年出使契丹，他们曾持玉盘、玉盏向臣夸耀说南朝无此物。今用之为官家祝寿，于礼无嫌。官家应该享尽天下的供奉，区区玉器，算得了什么？”在蔡京等人的怂恿下，徽宗尽情享受。

　　宋徽宗最宠信和重用的大臣，几乎都是聚敛私财、生活奢靡之人。比如蔡京，生性好客贪吃，经常举办比较奢华的宴席。有一次请僚属吃饭，上了很多菜，杯盘罗列，光蟹黄馒头一项就花掉1300余贯钱。

　　尽管宋徽宗在艺术方面有着惊人的才华，但是他的铺张浪费与政治腐败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终于在两浙、黄淮等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方腊、宋江起义。

　　与宋徽宗的奢靡无度恰恰相反，他的祖上宋仁宗却是历史上出了名的“节俭皇帝”。

　　宋仁宗以仁义治国，对人宽厚和善，在位期间，十分注重勤俭节约，拒绝铺张浪费。

　　有一天，宋仁宗在宫中办了个宴会，宴请一些臣子。宋仁宗看到桌上有一道蛤蜊的菜，便举箸去夹。一尝味道挺鲜，于是开心地吃起来，吃了一会儿，宋仁宗问身边的内侍：“现在这个季节，蛤蜊多少钱一斤呀？”

　　这名内侍见皇帝吃得开心，以为皇帝是夸自己办事得力，就立即回禀道：“据说一枚要1000钱呢，这次一共呈上来28枚，如果官家喜欢，还可以有很多呈上来。”宋仁宗一听，这么贵，便立刻沉着脸说：“朕一向和你们说，要节约，不要奢侈浪费，这盘菜居然要28000钱，简直太浪费了，朕吃不起蛤蜊呀。”此后，宋仁宗再也没吃蛤蜊。

　　还有一次，宋仁宗晚上肚子饿了，特别想吃烧羊肉，但他硬是忍到了天明。第二天早上吃早餐，对侍候他的内臣道，昨日半夜里，突感饥饿，特别想吃烧羊肉。内臣一惊，赶紧说：“那官家应该降旨让御膳房做呀。”宋仁宗摆摆手说：“算了，朕听说宫里每有任何要求，外面就当成永例、制度，供应不断。其实，朕当时也想让御膳房做来着，但恐怕吃这一回，就让今后每天晚上杀羊成为制度，那就太糟糕了。”宋仁宗认为，御膳房若为了讨他的欢心，而每天杀几只羊预备着，实在是浪费之举。

　　在饮食节俭方面，就连宋高宗都比他的父亲宋徽宗做得好。南宋笔记《清波杂志》记载了宋高宗退位后的晚年饮食生活：“早晚食只面饭、炊饼、煎肉而已。”早上和晚上两顿正餐（宋朝人认为午饭不是正餐），主食是面饭和炊饼（类似现在的馒头），而菜只有一道煎肉，颇为节俭。

　　古代很多官吏吃饭，也是提倡俭省，反对铺张浪费。

　　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期，有个官员叫郑侠，因为反对变法，给宋神宗献《流民图》，在历史教科书上留下了姓名。郑侠这个人思想守旧，迂腐不化，但是生活作风很好，从不铺张浪费。南宋陆游在《渭南文集》里写过郑侠怎样请客：“客至，必与饮，多不过五爵，蔬果之外，一肉而已。”客人来了，必定请酒，但最多只请五杯，至于下酒菜，就是蔬菜水果，荤菜只有一道。

　　陆游还写过一个士大夫，名气比郑侠小，名叫谢昌国，不论请谁吃饭，只上一道菜。好在这道菜分量很足：“烹豆腐菜羹一釜，偶有肉，则缕切投其中。”一锅青菜煮豆腐，豆腐里偶尔会加点儿肉丝。

　　北宋初期的钱明逸更加俭省。钱明逸是吴越国王钱镠的后代，当过欧阳修的上司，担任过开封府知府，替皇帝起草过诏书。他请客吃饭，必定先问一句：“是吃酒还是宴席？”客人如果说吃宴席，那就俩菜，一荤一素，主食管饱。如果说喝酒，那就没菜，“酒数斗，瓷盏一只，青盐数粒”。在几斗酒旁边放一个瓷杯，瓷杯里放几颗大盐粒子。钱明逸认为，喝酒就是喝酒，用不着吃菜。那为何要放盐粒子呢？为的是喝完酒漱口，盐能清新口气，免得酒气熏人。

　　剩菜打包

　　现如今，聚餐之后打个包是很平常的事。那么，古人聚餐完毕会不会打包呢？其实，古人也有打包的习惯。

　　《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中有个细节：春秋时期，郑国大夫颍考叔在郑庄公为他设的酒宴上，指着面前的肉羹以家中老母没有吃过此美味为由，恳请庄公允许自己把它带走，以便让母亲尝一尝。郑庄公非常感慨，批准了他这一请求。这是历史上有关“打包”的较早记录之一。

　　南北朝时期，陈朝的徐孝克经常在宫中陪侍皇帝进膳，每次陪侍宴席，也没见他吃什么食物，可是到席散时，在他坐席前的食品却少了，皇帝询问中书舍人管斌是怎么回事，管斌因没有太注意也回答不了。从此管斌便偷偷地留意观察这件事，看到徐孝克在陪侍皇帝吃饭时，不舍得吃自己席前的食物，趁人不注意就将珍果塞在宽腰带内。管斌当时不解他的用意，后来查访，才知是拿回去给母亲食用。管斌据实向皇帝禀报。皇帝很受感动，于是诏令有关管事人员，以后宴会时，孝克席前食物，全让他拿回去孝敬母亲。

　　唐朝时，打包之风日盛，无论是参加君王的筵席，还是好友聚会，士大夫们都习惯自行打包——“廷宴余物怀归”。

　　有一次唐宣宗宴请大臣，酒席一散，达官贵人们起身辞谢时，忽然从不少人的袖管里“噼里啪啦”掉出许多果品。众人解释这些是准备带回去给家人们吃的。唐宣宗不仅没责备他们，反而下诏：“今后凡大宴，文武官给食两份，一份给赴宴者父母，再赏些糕点给孩子们吃；另一份众爱卿若吃不完，还可以用手帕包起来带走。”用手帕“打包”既方便又文明，逐渐在民间也流行起来。

　　北宋时期，苏东坡写过一首诗：“君来坐树下，饱食携其余。归舍遗儿子，怀抱不可虚。”这四句诗写的就是打包：朋友聚餐，酒足饭饱，还剩下一些饭菜，扔了可惜，有位朋友拾掇起来，带回家给孩子吃。

　　司马光不但提倡限量用餐，也坚持餐后打包。要是别人请司马光吃饭，司马光肯定主张少点些菜，够吃就行。等饭局结束，桌子上的剩菜剩饭，司马光“既食而携其余”。“既食”就是饭局结束，“携其余”指的就是打包。由此可见，餐后打包这一美德源远流长，古代不少名人都做出了表率。

（王宁 整理）